“你掃我”還是“我掃你”的二維碼，發明于日本工廠，卻在中國普及。
從“日本式創新”與“中國式創新”的對比，我們能收獲良多啟發。
來自日本車間的二維碼
二維碼，也稱QR碼，來源于Quick Response(快速反應)的縮寫，讀取比其他編碼速度快10倍以上。因為“二維”的屬性，比傳統的條形碼（Bar Code）能存更多的信息，也能表示更多的數據類型，而且容錯能力，最高損壞30%還能識別，還可以進行漢字處理。
在二維碼作為“掃一掃”加好友、作為支付手段進入我們生活之前，早在1994年就被一位日本工程師，原昌宏發明出來了。
當時，原昌宏和他所在的日本電裝申請了專利，但為了二維碼能在工業領域更快普及應用，他們決定完全開放專利。
為什么二維碼誕生在日本？開放專利有何意義？
我們可以說，二維碼是日本“精益生產”的創造性產物，具有“升維”的意義。
那么二維碼是如何發明的？
“精益生產”的升維產物
戰后日本工業的急速發展，一方面來自美國的幫助，成為面對中俄陣營的軍事橋頭堡，也包括跟著美國全方位援助歐洲的重建，大大拉動了日本的制造能力；
另一方面，就是日本企業摸索出了“精益生產”的模式。這讓日本制造在德國、美國之后，在不少領域都彎道超車，比如日本汽車在性價等等很多方面，趕超歐美老牌車企。
精益生產（lean production），是一種新的生產模式和生產哲學。最初發源于豐田，所以也被稱為“豐田主義”。
日本豐田汽車團隊在拜訪了福特流水線之后，立足于“更加精致的流水線生產系統”，最大化降低沒有意義的浪費（日語：Muda）。在流水線的基礎上，充分發揮每一個工人的智慧，再一次提高了生產效率。
如何發揮工人的智慧？將生產過程的主導權“還給”工人。舉個例子，豐田汽車流水線設有“安東繩”，任何一名員工只要發現異常，就可以拉動繩索，整條產線停止生產，防止次品流入下一道工序。拉動安東繩，讓工人擁有自主的責任和權利，也將對生產的掌控權重新還給工人，而不是讓人淪為流水線上可被替代的螺絲釘。
“二維碼之父” 原昌宏所在的公司，是日本第一、世界第二大汽車零部件公司日本電裝的子公司，正是豐田配套汽車零部件的生產廠家。
工廠為了管理生產流程，給每個零部件都進行編碼，在生產線上掃描識別每一個零部件。但是，高精度的汽車零配件需要匹配很多信息，比如原料來源、產地等等，而傳統的條形碼信息容量非常有限，只能存儲20個字符。如何在零件標簽上存儲更多的產品信息，成了日本電裝的一道難題。
原昌宏帶領團隊承接下這個難題，進行了兩年的研究，終于將標簽上的“一維碼”升級成“二維碼”。
二維碼在日本也逐漸在工業推廣，進入商品、食品管理。比如，在日本吃和牛，比較好的餐館的牛肉，都可以掃二維碼看產地來源。
二維碼是一次真正意義上的“升維”。最多能容納4200個字符，而這4200個字符的排列組合是2的942次方，或者是3.7乘以10的283次方，也就是1后面283個0。
這是什么概念？整個宇宙的原子數總量是10的82次方，也就是1的后面帶82個0。這樣一個33×33毫米的二維碼，可以讓宇宙的每一個原子都擁有不一樣的編碼，還有巨量的余量。或許是真正意義上能實現“一花一世界，一葉一如來”。
所以回到二維碼的發明之初，為什么原昌宏和日本電裝放棄專利、將其開放，是因為二維碼本身包含的可能性是超越個體的想象力，可能是無限的。商業化用專利收取費用，就有可能限制其應用。
只有更多人用，才有價值。精益生產發揮每個員工的智慧，創造了“升維”的發明；而鏈接最為廣大的應用場景，才能讓這個發明的創造具有無限可能。
反商業的“日本式創新”
當我們去探討，為什么精益生產誕生在日本，很多媒體或評論會停留在一些刻板印象：日本是一個資源缺乏的小國，所以要精益生產、減少浪費，但這種說法完全沒有看到“日本式創新”的精髓：
讓工作回歸人，讓人掌控工作，而不是工作奴役人，那么，人的智慧就能讓日復一日的工作熠熠生輝。
這是日本所謂“工匠精神”的本質。創造是人的天性，生產本身就具有創造性，即便是在社會化大分工之后的生產線上。關鍵在于，你能不能看見人的存在，人的智慧。
其實中國非常寶貴的哲學，就是看見人，追求“仁”。但是在商業浪潮瘋狂襲來，裹挾所有人的過程中，奮斗、逐利、成功、改變命運讓很多人忘卻了為什么要出發。究其根本，就是要改變沒有尊嚴、沒有自由的生存和工作環境。
所以，我們反觀，日本的“經營四圣”，這里用了一個非常中國的詞，“圣人”，就是因為他們在哲學層面，繼承了中國傳統的“仁”。同時，在西方商業的基礎上，對于企業存在的目的，實現了一次“逆反”。
西方傳統經濟學，包括大部分人的思維都會認為，企業存在的目的是為了獲取客戶。但是京瓷的創始人道盛和夫卻認為：
“企業存在的首要目的是要保障員工及其家庭的幸福。”
豐田生產方式的創始人大野耐一也曾寫道：
“沒有人喜歡自己只是螺絲釘，工作一成不變，只是聽命行事，不知道為何而忙，豐田做的事很簡單，就是真正給員工思考的空間，引導出他們的智慧。員工奉獻寶貴的時間給公司，如果不妥善運用他們的智慧，才是浪費。”
把社會責任放在商業目標的前面。在這個層面上，可能會讓人聯想到國企。而稻盛和夫、豐田用他們的商業實踐證明了，這種方式可以實現盈利，可以活十年、數十年，甚至成為一個巨頭企業、基業長青、不斷傳承。
要實現這個愿景，需要全方位的經營理念。比如意識形態層面，“利他”的文化普及到整個企業，甚至整個社區。有“硅島”之稱的日本九州島，存在大量這樣“低調”的企業，在半導體材料領域深深扎根。
又比如公司制度層面，無論前、中、后臺，都按照年限領工資，年景好多就分一點，經濟不景氣也不裁人，年景差就勒緊褲腰帶，大家同舟共濟（這在稻盛和夫的書中，有系統化的關于如何渡過蕭條時期的企業措施）。很多人詬病日本終身雇傭制度會扼殺創新，但可能不同的產業模式，需要不同的人才制度。
為什么從一個小小的二維碼要去講日本在工商業文明當中所形成的“經營理念”？因為這種范式在西方商學院的案例當中是極少出現的，卻是東方文化中孕育而生的。
這對于下一個階段的中國企業發展，對于管理、工業創新的理解，也會有所拓展。上一個階段的中國可以依靠相對低價的勞動力，但下一個階段，要在高端制造、在自動化生產上更進一步，就需要釋放一線工人和工程師的智慧。但無論是前些年的血汗工廠，或是近年經常出現在頭條的猝死新聞，都不是良性發展的。
其實，日本跟中國非常像，都是東亞國家的人口密度，很容易陷入內卷：卷勤奮程度、卷工作時長……但日本產業界跑出了閉環的模式：不一定要卷，也能讓員工好好工作生活；企業不一定要以牟利為目的，大家一直把生意做下去，可持續就是成功。
從這個角度，日本是值得我們深入研究和學習的。
如果放在當下，我們很多人眼里，發明二維碼的日本工程師原昌宏是挺冤大頭的。一輩子在電裝當工程師，辛辛苦苦耗費兩年才有了發明，卻直接開放專利。如果保留專利，每筆交易都可以收費，將是巨大的財富。
但他本人卻樂呵呵的談論二維碼在中國的發展，有作為工程師的自豪，并沒有什么遺憾。
“中國式創新”：技術普惠
回到中國，在中國移動互聯網環境下，二維碼借助社交和支付平臺，實現了一次“突變”創新。
中國廣袤市場、巨量需求撬動科技，廣泛的應用能分攤巨額的成本，最邊遠的地區也能用上智能機、支付碼，最普通的人也能開直播、看直播，享受最便捷的服務和文化娛樂。
這是“中國式創新”的內核：科技應用創造性地與最廣大的人群結合。
再把時間維度拉長一點，中國的發展模式其實一直如此，尤其是在普惠大眾的基建上。建國后，中國建成了世界最高的橋，海拔最高的公路，穿越地形最復雜的高鐵，速度最快的高鐵。
這些基礎建設的背后，不僅是巨額成本，還有復雜條件下的技術攻堅，還有無數默默無聞的工人、工程師、技術人員。
我們往往只關注世界最高的高樓，但其實中國的云南貴州湖北，承包了世界最高的六座大橋。中國橋梁在世界前100最高大橋中占據80%。國外有個收集全世界橋梁成就的網站，直接變成了“中國橋梁大全”。每一座橋都看得人心驚膽戰，都成為了奇觀。
世界從來不是平的，所以我們遇山開路，遇水架橋。
高速公路之后，就是信息高速公路。移動互聯網已經成為“新基建”，這是彎道超車的新機遇。
這個時代的“大橋”就是移動互聯網，為更大范圍的人群帶來了信息平權、科技平權。超過15億人口每天使用同一種語言和文字，這些最前沿的應用場景，就與每個人、每天的行為息息相關。也就是說，我們每個普通人都在參與這一波的技術創新。
站在這個角度就可以理解，為什么當騰訊、阿里這樣的平臺型公司，成為了我們每個人生活的“基礎設施”之后，就需要用非商業手段讓他們降利潤、開放互通，而不是各自圈地、圈流量變現。
道路鋪好之后，是為了更便利的通行、更多的交通往來，而不是為了收更高的過路費。拿回成本就可以了。
就像原昌宏發明的二維碼，停留在工廠車間，就無法擁有真正的價值。
從日本的創新模式，和中國的創新模式，我們能看到一些非西方模式的案例。雖然對于“自主創新”，還路漫漫其修遠兮。但我們身處這個時代，不僅僅是關于500強、超級平臺的，而是關乎我們每一個人。
當新一代的研究者不再為了生計發愁，而愿意追逐內心，安于在象牙塔，用純粹理性探索未知世界。我們可以拓寬人類對科學認知的疆界。
當成功不再有范式，不再有標準，有了多種可能性，所有的生意再小、再小眾、再偏遠，都能鏈接到受眾，都能快捷支付，都能收獲用戶。我們可以延伸世界商業的邊界。
當移動互聯網十多億人口全員上線，主播成為新職業，小程序成為新通道，再小的個體也可以擁有自己的品牌。我們每個人，都可以走出獨特的創新之路。
沒有人能夠預估科技與每個人鏈接之后所創造的可能性，因為它是時刻動態的、自我演進的。
我們或許可以期待，中國式創新，從來都是星星之火，可以燎原。
